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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诸多媒体热刊一则新闻:“五一”假期,辽宁的一家四口人,在香港购物数万元,不满旅游车迟到,先投诉又报警,哭着要旅行社赔偿。原本普通的一则旅游投诉事件,因当事人面对记者采访时称“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、“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”引发网友吐槽讽刺。单从事情本身来说,普通老百姓忍气吞声,经历门难进,人难见,话难听,礼难送,事难办的情形,实在是不胜枚举,屡见不鲜,早已司空见惯,麻木不仁。“身份姐”作为游客,通过投诉报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,合情合理,值得赞许和同情。但“身份姐”通过身份来维权,有心或无心地唠出的两句话,“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、“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”迅即成为“网络金句”,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,使得原本普通的一则旅游投诉事件,演绎成了“晒身份”的闹剧,实在令人嘀笑皆非,可恨、可笑兼可怜。
在西方国度,无论是君主立宪,还是民主共和,身份更多的是起到了礼仪和宣教的作用,而在中国,在普通的国人眼中,身份往往成为了“财富、地位、特权”的代名词,所以,出现“我爸是李刚”、“公安局长是我叔”、“死在编制内”等彪悍言论,对此类奇葩的人和思想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据悉,该夫妇丈夫姓郑(40余岁),自称为公务员;夫妇俩与郑母及10岁女儿,参加深圳青旅旅行社一个三日两夜港澳游旅行团,一家4口团费原为5980元,由于郑为公务员,获2980元优惠,实只付3000元人民币。
身份是一把双刃剑,正如狄更斯小说《双城记》的开篇语:
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!
这(也)是一个最坏的时代!
小说的原话中没有“也”字。身份在中国,中国的身份,中国人眼中的身份,如果把它比作一个“潘多拉”之盒,它的邪恶却远不止“潘多拉”释放出人世间的——贪婪、狂妄、欺诈、虚无、诽谤、嫉妒、痛苦所能堪比,而“潘多拉”之盒底层所未能释放出来的美好的东西——希望,也就是说,身份所有的美好属性,在中国不曾有,或者很少见得到,而身份所有的劣根性,却在中国肆意膨胀,五花八门,淋漓尽致。
笔者关注“身份”以来,较多的启发来自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?森的《身份与暴力》一书。他认为,“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,诸如文明、宗教或种族之间的‘交善’与‘对话’,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(如各种经济、社会、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),那么,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,个人被填塞入一个个‘小盒子’之中。”
“身份姐”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百姓、是有一定身份的人,这种把普通老百姓视为最下层,骨子里默认老百姓受人欺凌,没地位,有意把自己从最底层中剥离出来,发出“较高级”、“略微好”、“不好惹”的声音,死抱着“公务员不一样”的身份,又打着老百姓的旗号,以此赢得中国最广大阶层的理论和支持,弄出“此类非彼类”、“白马非马”的混账逻辑,不得不说“身份姐”把身份塞进“特权”的小盒子里,其“身份病”病得不轻。
我们身边,太多的人,都认为自己最聪明,其实十分愚蠢,但从不承认。这些人一辈子阿谀奉迎、俯首帖耳、卑躬屈膝、唯唯诺诺,骨子深处就等着“高高在上”一天,然后,再看到其他的人对自己阿谀奉迎、俯首帖耳、卑躬屈膝、唯唯诺诺。他们的一生都走在“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迈向“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的路上。
我们身边,患上“身份病”的人实在太多了,有的病在眼里,有的病在嘴上,有的病在心底,有的病入骨髓,有的病入膏肓。太多的人,对自己拥有的其他身份视而不见,在身份的潘多拉盒子里,只剩下了财富、地位和特权。
实际上,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,从出生到入土,不同的身份接踵而至,从未间断过。以一个普通的人为例,出生时,就有家庭的身份,性别的身份;成长中就有年龄的身份,身体发育的身份,健康程度的身份;读书后有了学校的身份,班级的身份,专业的身份,兴趣爱好的身份;步入社会后,有职业的身份,岗位的身份,收入的身份;成家立业后,又有了婚姻的身份,圈子的身份,精神追求的身份等等。比如,任何一个人,都有可能是男人、父亲、总经理、高血压者、高收入者、街道义工、湖南老乡、90届大学生、海南武警、基督教信徒等等,也有可能他还有其他更多的身份,他既是儿子的父亲,也是他父亲的儿子,这些身份都属于他,都是不同场景下的身份表现。
即使是在同一单位,同一部门,同一岗位,身份也千差万别,而同样一个人,他完全有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身份。
于是,现实中,人们往往在不同的场景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身份。在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中,就有一个“农民”的“代言人”从乡下来到莫斯科,进入克里姆林宫,要求见列宁一面,声称自己是代表“农民”们来寻找“属于农民的真理”。
他开口便问:土地自古以来是属于谁的?是属于我们农民的,对吧?粮食是谁在地里种出来的?也是我们农民,对吧?没有粮食,我们农民就无法活!那么,就再也没有人来种地了!你们城里人会到乡下去种地吗?不会的!可现在呢,你们城里人却跑到乡下去,将土地从我们农民手中没收了!还一车车地拉走了我们刚刚打下的粮食!听说你是拥有真理的人,请问,这世界上还有属于我们农民的真理吗?如果革命是你们苏维埃的真理,那么我们农民的真理又是什么呢?
列宁从容不迫的反问:我只知道这世界上有贫农、中农、富农和地主,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你所谓的农民。请问你是你所谓的农民中的哪一种人?在列宁的追问之下,那寻找属于“农民”的“真理”的“农民”,不得不承认自己拥有多少多少亩土地。而列宁按照阶级分析法,立刻言之有据地将他划成了“富农”。
接着列宁以他一向高亢的语调说:不错,土地应该属于农民!但是更应该属于所有的农民, 近日,诸多媒体热刊一则新闻:“五一”假期,辽宁的一家四口人,在香港购物数万元,不满旅游车迟到,先投诉又报警,哭着要旅行社赔偿。原本普通的一则旅游投诉事件,因当事人面对记者采访时称“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、“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”引发网友吐槽讽刺。
单从事情本身来说,普通老百姓忍气吞声,经历门难进,人难见,话难听,礼难送,事难办的情形,实在是不胜枚举,屡见不鲜,早已司空见惯,麻木不仁。“身份姐”作为游客,通过投诉报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,合情合理,值得赞许和同情。但“身份姐”通过身份来维权,有心或无心地唠出的两句话,“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、“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”迅即成为“网络金句”,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,使得原本普通的一则旅游投诉事件,演绎成了“晒身份”的闹剧,实在令人嘀笑皆非,可恨、可笑兼可怜。
近些年,笔者一直在关注一件事情,关于“身份”,身份这东西,能够穿透时空和领域,古今中外,伴随人类的足迹,无处不在,无时不有。
在西方国度,无论是君主立宪,还是民主共和,身份更多的是起到了礼仪和宣教的作用,而在中国,在普通的国人眼中,身份往往成为了“财富、地位、特权”的代名词,所以,出现“我爸是李刚”、“公安局长是我叔”、“死在编制内”等彪悍言论,对此类奇葩的人和思想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据悉,该夫妇丈夫姓郑(40余岁),自称为公务员;夫妇俩与郑母及10岁女儿,参加深圳青旅旅行社一个三日两夜港澳游旅行团,一家4口团费原为5980元,由于郑为公务员,获2980元优惠,实只付3000元人民币。
这么一闹,“身份姐”如愿以偿,每人得到500元和一晚住宿的赔偿,第二日再往澳门活动。
身份是一把双刃剑,正如狄更斯小说《双城记》的开篇语:
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!
这(也)是一个最坏的时代!
小说的原话中没有“也”字。身份在中国,中国的身份,中国人眼中的身份,如果把它比作一个“潘多拉”之盒,它的邪恶却远不止“潘多拉”释放出人世间的——贪婪、狂妄、欺诈、虚无、诽谤、嫉妒、痛苦所能堪比,而“潘多拉”之盒底层所未能释放出来的美好的东西——希望,也就是说,身份所有的美好属性,在中国不曾有,或者很少见得到,而身份所有的劣根性,却在中国肆意膨胀,五花八门,淋漓尽致。
笔者关注“身份”以来,较多的启发来自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?森的《身份与暴力》一书。他认为,“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,诸如文明、宗教或种族之间的‘交善’与‘对话’,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(如各种经济、社会、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),那么,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,个人被填塞入一个个‘小盒子’之中。”
“身份姐”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百姓、是有一定身份的人,这种把普通老百姓视为最下层,骨子里默认老百姓受人欺凌,没地位,有意把自己从最底层中剥离出来,发出“较高级”、“略微好”、“不好惹”的声音,死抱着“公务员不一样”的身份,又打着老百姓的旗号,以此赢得中国最广大阶层的理论和支持,弄出“此类非彼类”、“白马非马”的混账逻辑,不得不说“身份姐”把身份塞进“特权”的小盒子里,其“身份病”病得不轻。
我们身边,太多的人,都认为自己最聪明,其实十分愚蠢,但从不承认。这些人一辈子阿谀奉迎、俯首帖耳、卑躬屈膝、唯唯诺诺,骨子深处就等着“高高在上”一天,然后,再看到其他的人对自己阿谀奉迎、俯首帖耳、卑躬屈膝、唯唯诺诺。他们的一生都走在“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迈向“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的路上。
我们身边,患上“身份病”的人实在太多了,有的病在眼里,有的病在嘴上,有的病在心底,有的病入骨髓,有的病入膏肓。太多的人,对自己拥有的其他身份视而不见,在身份的潘多拉盒子里,只剩下了财富、地位和特权。
实际上,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,从出生到入土,不同的身份接踵而至,从未间断过。以一个普通的人为例,出生时,就有家庭的身份,性别的身份;成长中就有年龄的身份,身体发育的身份,健康程度的身份;读书后有了学校的身份,班级的身份,专业的身份,兴趣爱好的身份;步入社会后,有职业的身份,岗位的身份,收入的身份;成家立业后,又有了婚姻的身份,圈子的身份,精神追求的身份等等。比如,任何一个人,都有可能是男人、父亲、总经理、高血压者、高收入者、街道义工、湖南老乡、90届大学生、海南武警、基督教信徒等等,也有可能他还有其他更多的身份,他既是儿子的父亲,也是他父亲的儿子,这些身份都属于他,都是不同场景下的身份表现。
即使是在同一单位,同一部门,同一岗位,身份也千差万别,而同样一个人,他完全有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身份。
于是,现实中,人们往往在不同的场景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身份。在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中,就有一个“农民”的“代言人”从乡下来到莫斯科,进入克里姆林宫,要求见列宁一面,声称自己是代表“农民”们来寻找“属于农民的真理”。
他开口便问:土地自古以来是属于谁的?是属于我们农民的,对吧?粮食是谁在地里种出来的?也是我们农民,对吧?没有粮食,我们农民就无法活!那么,就再也没有人来种地了!你们城里人会到乡下去种地吗?不会的!可现在呢,你们城里人却跑到乡下去,将土地从我们农民手中没收了!还一车车地拉走了我们刚刚打下的粮食!听说你是拥有真理的人,请问,这世界上还有属于我们农民的真理吗?如果革命是你们苏维埃的真理,那么我们农民的真理又是什么呢?
列宁从容不迫的反问:我只知道这世界上有贫农、中农、富农和地主,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你所谓的农民。请问你是你所谓的农民中的哪一种人?在列宁的追问之下,那寻找属于“农民”的“真理”的“农民”,不得不承认自己拥有多少多少亩土地。而列宁按照阶级分析法,立刻言之有据地将他划成了“富农”。
接着列宁以他一向高亢的语调说:不错,土地应该属于农民!但是更应该属于所有的农民,而不是仅仅被少数地主和富农霸占着!
电影中的这一情形,非常适合诠释“身份姐”爆出的“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、“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”所要表达的意思,“身份姐”惧怕自己成为老百姓,不甘心受人宰割,忍气吞声,向媒体公开自己与老百姓的不同,告诉大家自己“较高级”的不同身份,又用老百姓来充实自己灵魂的底气,这种矛盾的心理、含蓄的表达和骨子里的特权思想,就是“身份姐”特别强调的“一定身份”背后的主要意思。
太多和“身份姐”一样的普通人,在这些“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的人的眼里,对完完全全、普普通通的黎民苍生、平民百姓实则轻蔑,毫无感情,毫无体恤,毫无慈悲。
中国的老百姓,在佛教中形容为“芸芸众生”,在文人笔下为“苍生”,在野史中叫“百姓”,在正史中称“人民”,在宪法中谓之“公民”。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伟大、最沉默的一个群体。笔者我本人,作为“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中的一员,借用英国诗人马修?阿诺德的一首诗送给想着自己“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”的同类,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清醒。
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,
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,
在那里,
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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